很多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更多是盲目的,并没有搞清楚其背后的运行机制,更多是“为设而设”,最终效果往往不尽人意。一些地方政府过于拘泥于国有出资的杠杆放大,未能发挥国有资本应有的引领和带动作用,而是企图“群众在先,我垫后”,用社会的市场化资金去完成主要服务于地方的非市场化目标。这种思路从根本上就决定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。
01 深圳上海20%出资比例的历史本意
不懂得历史,就不知道来源和出处。深圳、上海当时出资20—30%引导社会出资,并不是为了招商引资。
许多地方盲目学习深圳、上海,既想搞成产业链,又想不集中使用资金,舍不得多出钱,企图以小博大。但不集中资金,就难以形成产业集聚。
俗话说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”。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,只有产业链招商才能聚沙成塔,才能建成产业链,做到自我循环。
一些地方政府在设立引导基金的时候,把因果关系搞反了——盲目学习深圳、上海,企图出资20—30%,剩下的资金由股权投资机构(GP)自己去募集。
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:如果那些所谓的大型机构能够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苏州等地获得30—50%的资金,那么,其他中西部城市或者中小城市的优势何在?那些能够招引项目的机构又凭什么来你这里募集资金——因为深圳、北京和上海等地根本不存在返投的问题,那里的优质项目资源相对非常丰富。

深圳和上海当年设立出资比例在30%左右的引导基金时,并不是为了招商引资,而是为了引导产业发展和引导企业去上市——因为股权投资机构一旦投资于企业,都是引导企业去上市的。
也就是说,当时深圳和上海,甚至包括国家出台引导基金的本质不是招商引资,而是产业结构升级,这与现在的地方政府偏重于招商引资完全不是一个频道。
出发点不同,工具却照搬,这种情况下,根本难以起到招商引资的效果。
02 招商诉求与赚钱诉求的根本分歧
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核心理念的错位:政府引导基金模式希望放大资金杠杆,但各资金方的诉求与期限并不一致。
第一、出资人目的与期限不匹配,矛盾难以协调
社会资本追求财务回报和较短的投资周期,而政府资金追求产业落地和长期发展,两者在同一基金框架下运作,LP间的矛盾难以调和。
第二、社会出资人与政府出资人的目的不一样
前者是纯粹为了实现更好的收益,而后者更大的诉求是招商引资,招引优质项目。这种不一致必然导致管理人(GP)追求上市成功率,而不是优质落户项目。
结果就是零敲碎打式投资。不是按照产业链来进行体系化招商引资,难以按照地方政府自身需求打造产业,形成聚集效应和自我循环。更无法招引大项目和特色项目。
第三、没有搞清楚GP是分为财富管理型和产业招商型
不少地方政府盲目按照所谓的头部机构排名,一股脑把所有市场机构都撸一遍,然后按照所谓的排名,出于免责地选择GP来进行管理。
这是典型的懒政和怠政:将国家大量资金投入到财富管理机构,从而形成对社会资金的挤占,这一点与之前的国家半导体产业基金所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。国家半导体产业基金也是参与很多定向增发和所谓的pre-IPO,与市场抢饭吃,而不是真正去解决卡脖子的重大技术,结果,国家投入几千亿元,还是被卡脖子!
众所周知,市场上的GP是分为财富管理机构和产业招商型机构,前者是以赚钱为核心,而后者主要是助力地方政府打造产业链,进行产业升级的。两者之间差异巨大。
财富管理型管理人既没有经验,也没有主动性去解决增量问题。返投解决不了增量问题。国内股权投资机构追求赚钱的单一动机决定只会投资于现有好项目,而这些项目根本不缺资金,反而造成市场化资金溢出而政府资金占位的问题。当政府资金挤占了市场化资金的配置空间,真正需要资本培育的早期产业项目反而得不到有效支持。

这一困局已为国家层面最新政策所印证——2025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,明确“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,鼓励取消基金及管理人注册地限制,鼓励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·”;2026年3月,深圳天使母基金发布新规,取消了天使阶段的强制返投要求。
政策的转向恰恰说明,过度依赖返投机制来平衡招商与收益,本身就是一条走不通的路。
03 撬动20倍产业资本,靠的不是返投条款
其实,只要我们想清楚一个问题:先有鸡还是先有蛋,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只要最终能够达到地方打造产业集群的目的,资金来源和放大方式都是可以灵活设计的。
从时代伯乐在海门的实践效果来看,设立纯粹的用于招商引资的基金更能够起到良好效果。
通常情况下,地方政府出资30%左右,然后要求是1:1.5倍左右返投,其实,最终效果还不如把基金规模做小一点,纯粹用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。从科学定律来看,凡是混搭的,效果都不是特别好,因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边界。
按照时代伯乐招商引资的水平,每1亿元左右就能够创造一家上市公司,如果设立2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,就能够产生20家上市公司,而20家上市公司足以改变这个城市!
另外,我们需要客观和理性地看待政府资金的放大问题,过度追求放大效应,无疑是缘木求鱼,舍本逐末:
一是别人为什么要帮助我们放大,除非我们牺牲利益。
二是只有专注和聚焦才能产生复利效应,而人间的八大奇迹之一就是复利效应。不同的投资者诉求,必然导致难以专注招商引资。

三是在母基金和子基金层次进行放大,本质上是财富资金的放大,参与者是财富诉求者,而地方政府搞的是招商引资,只有产业资本才是真正的长期资金。短期资金大量涌入,容易导致被投企业难以形成持续成长,俏江南等案例就是前车之鉴!
四是只有优质的项目落地之后,然后本身产生的资金聚集才是真正的杠杆放大。例如时代伯乐投资的澳斯康,海门临江新区政府引导基金只投资了1亿元就落户,但之后面向社会募集了20亿元的资金集中投资于临江新区,这是一个典型产业资本20倍杠杆放大。
如今澳斯康已连续5年稳居“中国独角兽企业”榜单(2022—2026年),各基金累计投入超6亿元,通过这一项目撬动集聚的优质项目达40多个,真正实现了“一个龙头项目带动一条产业链”的裂变效应。如果当时依然拘泥于设立一个基金,只出资3000万元,然后引导社会资本投资7000万元,估计这个项目就不会在临江新区了。
04 资本招商是地方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
所有的逆袭必须不能走寻常路:过去一个地方要想搞成一个100亿元或者500亿元的产业集群,动则需要10年,甚至是20年,但是,时过境迁,随着对产业理解的加深,以及社会资本能够更为快速地聚集,现在建成一个类似的产业集群,不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,按照时代伯乐的产业链打造水平,估计能够在3—5年内就能够实现。
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,我们走过了招商引资的4.0模式,现在进入到专业的资本招商时代,已将这一实践迭代为“招商引资5.0模式”——核心变化在于:4.0是“给政策、给土地、给税收”,5.0则是“给资本、给订单、给生态”,从政策让利转向产业赋能,从单个项目招商转向产业链整体打造。

在时代伯乐的15年的实践中,我们形成了“产业规划+产业集群+资本牵引+赋能服务”的新模式,并进一步凝练出“聚链赋能”的理念——每拿政府一个亿的出资,就为当地带去一家上市公司或潜在上市公司。
我们发现,不管是深圳的“20+8”产业集群3.0版,还是我们参与的海门7群12链,都能够用时代伯乐资本招商模式来加以解决,而且更为快速有效。
以深圳为例,2026年该市已制定实施“20+8”政策体系3.0版,将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新划分为优势拓展类、战略重点类、基础支撑类、综合提升类四大门类,2025年战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.67万亿元,占GDP比重43%。这一产业升级的加速度,正是资本招商与传统招商模式效率差异的生动注脚。
再以海门为例,时代伯乐与海门合作已超过10年,累计直接或间接帮助海门引入项目超过40个;2026年5月第三届“创芯海门”发展大会上,10个产业项目及两支基金签约落户,海门正以謇创母基金为核心构建政府引导基金体系,“7群12链”的产业蓝图正在加速兑现。
全球范围内,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早已进入资本招商时代,我们不可能熟视无睹: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产业结构转换,如果不动脑筋加以改变,那么,落后或者被出局就是必然的结局。
责任编辑:朱晨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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